“不拖！不等！”邓小平一锤定音，吹响教育界拨乱反正第一声号角

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教育界在特殊年代下拨乱反正的第一声春雷，当时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数学系教授丁玖出身于南京大学数学系77级本科，是恢复后首届高考的亲历者。他重温了时代转折大背景下的个体见闻、思潮激荡和社会变迁。202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缅怀这位伟人的睿智、远见和勇气。

撰文 | 丁玖（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数学系教授）

202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20周年。47年前他一锤定音，决定恢复高考。作为当年考上大学的幸运儿，我将重温长存脑海的几幅历史画面，缅怀他对复兴教育作出的历史功绩。

动乱中的高等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经受住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外侮和内战，却在六七十年代的动乱中几乎夭折。1966到1976的十年“文革”，严重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每年一度的正式高考不再举行，各大学自然也没有招收经过严格考试筛选的正规大学生。那些年的高中毕业生去哪了？最初几届初、高中毕业生，即后来俗称的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老三届”，来自农村的回乡，城市长大的插队，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面若干届，一部分有城市户口的被分配进厂当学徒，其他人则插队农村、回乡务农。总之，这十一年的中学毕业生都失去了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机会，像俄罗斯作家高尔基那样早早走进人间，投身到社会这所大学，饱受磨难。

其间，由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七十年代初领头，高等院校招收了一批肩负特殊使命的大学生。他们本是工人、农民以及解放军战士，因而被称为“工农兵学员”。招收他们的十六字方针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主要录取标准是政治表现及家庭出身。只要满足上述标准，即便是初中甚至小学毕业生，也照样可以进入大学。按照当时要求，他们进校的目的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由于整个招生程序不向社会公开，也不重视考生的学历背景，加上“推荐”和“批准”给一部分人带来了录取的灵活性，因而存在“走后门”现象。1972年4月28日，南京大学招进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批学生（1005名），到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前，一共录取了五届工农兵学员4007人。在这4007名大学生中，有一位成了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他叫钟志民，由部队推荐进了南京大学哲学系。但好学习勤思考的他感到了社会的不公，觉得出身军队高干家庭的自己走后门上大学不对，要求退学。这件事甚至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在众人的惋惜声中，他毅然退了学，去了艰苦的农村，与土生土长的“泥腿子”一同披星戴月耕种了许多年。

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方针下，全国各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学制只有三年。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会求二次函数的极大值，不懂得自由落体的加速度，写不出文采洋溢的随笔散文，也读不懂内容简单的外文书籍，却能明目张胆地批斗著名教授，只因他们的政治地位至高无上。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头脑的无知导致行为的无畏，手持“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尚方宝剑，恣意羞辱学术权威。于是有了1973年拍摄的荒唐故事片《决裂》——一位教授在课上讲解“马尾巴的功能”，被学生当面训斥。

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十年动乱”时期，“有知识”几乎成了“有罪过”的代名词。正规毕业的大学生在单位里低声下气，就像过街老鼠被“人人喊打”。有的还是单身汉，却没人愿意嫁给他。许多饱学之士将家里的藏书视为瘟神，唯恐躲避不及，赶紧烧掉或者贱卖。于是书籍就像捡剩的黄叶青菜，被一毛一斤地送进了古旧书店或破烂收购处。

“文革”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不要说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科教领域，除了举国之力的国防科技，以及人工胰岛素等少数几个成果，整个科技战线一片萧条，整个高等教育失掉一代，整个科技队伍青黄不接。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将如何再次屹立于世界之林？

历史的转折点

1977年，科学与教育的春天到来。当年五月底，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个里程碑式的六千人大会在翌年的3月18日开幕。八十六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生命的最后三个月里，特地从病榻上爬起来，坚持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会场出席了大会开幕式。由于病重，他未能参加3月31日的大会闭幕式，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书面讲话，题目是诗意盎然的“科学的春天”。1977年9月21日，老帅叶剑英1962年所赋的一首五言诗《攻关》，正式发表在主要面向知识分子的报纸《光明日报》上：

攻城不怕坚，

攻书莫畏难。

科学有险阻，

苦战能过关。

旧诗新发，这首脍炙人口的二十字短诗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但是，科学需要人才，人才来自培养，培养依赖教育。众所周知，高等院校是培养高级人才的温床，已经中断高考十一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将何去何从？

1977年的中国社会，头绪繁杂，百废待兴。“两个凡是”的谬论尚未彻底纠正，钟志民的班主任、南大哲学系的胡福明起草的那篇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尚未横空出世，掀开改革开放序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但是，恢复高考成了“文革”后中国教育界拨乱反正的第一声春雷，它始于一位教师挺身而出的一声呐喊。

1977年8月2日，全国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由教育部牵头召开，孕育出全面恢复高考的国家决策。根据2014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十版刊登的傅振国记者文章《查全性与恢复高考》，武汉大学化学系的查全性老师在8月6日下午的激情发言成为了改变的契机。这位三年后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的副教授在会上慷慨陈词：

“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原因呢？一是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但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的问题。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知识青年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现行的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端：一，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那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去了招生名额，这是极不合理的。二，现行招生制度卡了那些没有特殊关系的工农子弟上大学。群众反映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文化大革命’前17年靠分，现在靠权。解放前，我们没有钱，现在没有权，靠分还能有份。三，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不当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制度不改，走后门不正之风刹不住。四，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查全性接着提出三点建议：“一，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招生报考制度，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由省、市、自治区掌握。……二，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三，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能按自己志愿选择专业。大学生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也可以从社会青年中招。有些人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上达到了高中文化程度，可不受资历的限制。”他认为：

“只要采取了这些措施，今年新生的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十分显著的效果。”

查全性又郑重建议：

“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办！”

教育部刘西尧部长接住说：“原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自由报考问题……马上要做，还要具体化。”几天来一直参加座谈会的邓小平这时插话了：“‘领导批准’应改为全国统一的招生，委员会定，该委员会由教师组成。”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马上表示：“招生问题，只要下大决心，今年是来得及的。”来自北京大学的物理教授沈克琦也表了态：“完全同意查全性同志的意见，如今年不解决，八一年学生的质量无法保证。”

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高瞻远瞩，果断决策：

“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恢复高考！邓小平一言九鼎，挥手之间，全国响应：不要拖了，今年就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青年教师温元凯问，是否可将旧的十六字方针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回答说：

“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你的第二句话有点问题，比如他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脾气怪些，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今年要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各地街谈巷议的只是一件事：高考！高考！如果那年评选“年度热词”的话，一定非“高考”莫属。本着唯才是举的原则，教育部决定，所有历史上没有参加过高考、1947年7月1日或之后出生的高中毕业生，甚至初中毕业生（需要证明有高中毕业的“同等学力”，就像考进西南联大的李政道那样），都有资格参加高考。但是，除了老三届，其他考生不得超过二十五周岁，并且要求未婚。这样，1966届到1977届的高中毕业生都可报名，甚至极个别1965年毕业的，也有可能搭上这趟千载难逢的末班车。我大学第一学期同班同学陈道蓄就是一例。他是比老三届还要“老”的六五届高中毕业生，于南京十中高中毕业时不幸因病未能参加高考，第二年就撞上了史无前例的“文革”，而这一拖，就拖了整整十二年。

这几千万符合条件的知识青年真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备考大军，而那时全国的大学也不过几百所，而且各校规模不大。于是，当时有些地方想出了一则良策：先来初考，继之统考。初考由各省市管辖的各地区负责出题，筛选出前百分之几，再由各省市统一命题统考，决出胜负。高层一声令下，全中国马上行动了起来。

那年我们高考

那时，我正在一生中进过的第三个工厂谋生，离1973年1月高中毕业已经快满五年。在正常情况下，我应该死了读大学的初心。但是，我还没有死心——首先，我才刚刚十九周岁，进大学不算太老，“文革”前正常考入大学的学生也有一些是这个岁数，甚至更大；其次，我一直爱好读书，渴望成才，几乎是无书不翻。除了父母“文革”中不敢教我们的“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外，家中未被处理的藏书几乎都给我看了个遍。

其实，何止我一人想进大学？人人都想进大学！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成为过去，个个都想学知识。1977年，知识分子再次扬眉吐气，他们突然从社会最底层还散发出“臭味”的“老九”位置上，扶摇直上九重天，成了众人仰视的“天外来客”。当我工厂的伙伴知道可以报考大学的喜讯后，只有二百多号工人的县办厂一下子就涌现出五十多个应试者。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也有差不多一半人报了名。县城的老师忙碌不堪，因为那些早已忘光功课，或者以前根本就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旧学生纷纷找上门来请求辅导。于是数理化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我的日记本上记载着，11月27日是我所属的江苏省扬州地区统一的高考初考日，只考两门：上午数学，下午政文（政治与语文一张卷子）。初考那天，当我们走入设在江都县中学的考场时，考生多得像农历三月三赶集似的，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只见那些年近三十的老三届们满面春风，成了高考人群中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初考的结果是残酷的。如果将我所在的工厂作为样本，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五的考生名落孙山。包括我在内，全厂只有三人获得了下一轮的入场券。这个结果并不出乎意料，“十年动乱”，谁敢读书？敢读书者是凤毛麟角的勇士，善读书者更是“珍稀动物”。“文革”中的初中高中，数学只有军人打坦克用到的密位制和工厂机床加工机器零件的三视图，物理尽是柴油机和农村脱粒机所需的电动机知识，化学只学杀虫除害的农药敌敌畏和六六六药理，何谈什么数理化基础知识？在这样的初高中毕业后，青年人又随波逐流，进厂回乡，忙于糊口，无暇读书。指望临时抱佛脚来追上进度，哪有那么容易？

1977年高考的高潮是在统考中掀起的。这是一场全社会关注、声势浩大的大决战，每一个有幸参战的考生都是单位里的“英雄人物”。即便最后统考折戟，也会受到悲剧英雄般的赞美。他们的备考得到全社会的支持，有些单位干脆给他们放假，让备考者全力复习。

统计数据表明，1977年全国大约有一千万人参加了高考，约有570万人参加了统考，最后只有约27.3万的考生被录取，他们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令人称羡的大学生。1978年的春天，当这些天之骄子佩戴白底红字的大学校徽，走在大街小巷，引来的是市民们赞叹尊敬的目光。那时的景色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今日的中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转化为大众教育，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977年的高考很可能也是中国历年正规高考中最简单、最宽松的一次。所谓“宽松”，是因为它不是全国统考，而是各省自行其是。所谓“简单”，是因为只考四门，理工科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物理与化学），文科则是政治、语文、数学、史地（历史与地理）。而且每门考试内容相对容易，比当今的高考试卷简单多了。巧合的是，江苏省统考的语文作文题目就是叶帅《攻关》中最后一句的前两个字：苦战。

民国时期的大学招生，有点效仿欧美的味道，有些年自行招生，自行出题，于是有了历史学家陈寅恪为清华大学出题对对子“孙行者”的轶事。新中国成立后的高考从1952年开始历来都是全国统一命题，全国同时考试，借鉴的可能是苏联老大哥的高考做法。而1977年却是一个大大的例外，让各省市自主命题。原因在于那年的高考是中央临时的决定，时间紧迫，仓促上阵，不可能短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有条不紊地统一出题，同时考试。于是，教育部慷慨地将招生大权下放到各省市的教育厅，而后者几乎是完美无缺地完成了任务，招来的这批青年成了最让高校教师们满意的一代学子，四十多年来被社会各界公认为是最好的一届大学生。

毛泽东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震撼世界的“长征”，有过如下的评价：“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对于1977年高考以及七七级，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七七’是高等教育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七七’是宣言书，‘七七’是宣传队，‘七七’是播种机。”

“七七”是宣言书。恢复高考告诉全世界，中国的拨乱反正，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砸碎了阻碍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精神枷锁，扫清了走向四个现代化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放开了手脚让一批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七七级的大学生们也用行动向全社会宣誓：改变社会，影响未来！他们的雄心壮志，落实在对所学专业的刻苦钻研上，很快就有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纷纷涌现。几十年来引领中国科学发展、技术进步的那些弄潮儿，其中许多人正是喝了七七级的墨水而茁壮成长的。

“七七”是宣传队。恢复高考产生的七七级时代幸运儿，组成了一个人数巨大、活跃全国的宣传队伍。他们走到哪里，无形中就在哪里向广大民众宣传了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卓越思想。十年后，邓公将他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阐述的这一思想更提升了一个层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特意添加的“第一”，其意义和南大哲学系老师胡福明的原稿题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于1978年正式发表时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伟大。

“七七”是播种机。它撒下科学救国、民主救国、教育救国的优质种子。“文革”中永不休止的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摧毁了一代青年，他们无书可读、无师可问、无学可上；他们被赶出教室学工学农，被唆使批斗老师，成了腹中空空知识贫乏的可怜之人；他们需要榜样的力量将他们重新塑造，需要播种的机器为其提供知识的食粮，需要启蒙的思想树立起先进的世界观。

1977年的高考是从一千多万的报名者中选拔的，最终只有不到三十万的幸运儿跨进校门，因为大学的校舍有限，教学资源也有限，导致招生不能太多。但是恢复高考产生了巨大推动力，从1978年起，全民族掀起的读书热、自学热，像野火般烧遍全国。“书山有路勤为径”再一次成为人人可以选择的一条光明大道。

1978年春，我和我的大学同学开始了四年的同窗生活。南京大学鼓楼老校园的雄伟大门，见证了我们为理想而奋斗的日日夜夜。而这一切，起始于一位伟人的战略眼光。在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深切怀念他！

完稿于邓小平120周岁冥寿日

美国哈蒂斯堡夏日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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